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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玉川 内经研究领军人
2023年03月13日 10:47   审核人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,亲自编撰中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、二版《内经》教材;他的文章振聋发聩,观点新颖大胆,生活中却极为低调,从不与他人争;他的研究独辟蹊径,冷静客观,钦佩者很多,口碑极好。

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,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、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,人们不会想到: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。

来北京50多年,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。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,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,然而回首往事,江苏奉贤乡下,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,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。

“什么名啊利啊,没意思的。”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、中医教师,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——口音重,学生听不懂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。一本王冰注《黄帝内经》翻烂了,用胶布粘好;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,铅笔、钢笔小楷,遍布页眉页脚;自学生物、物理,画图制表,清苦寂寞,却乐在其中。

辛苦耕耘终结硕果,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《内经》理论体系、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,是《内经》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,对阴阳学说的演变、气血循环理论、五行学说、运气学说、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。他高雅的风范、深邃的学识、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,影响着中医同道,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。

学术成就

“老先生中,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”

他精研内经,醒世而作,对五行学说、气血循环理论、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,破译河图洛书之谜,敢于对“辨证论治”、“有是证用是方”提出质疑。

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,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?玉川老笑答:“自己看书,想的嘛!”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,常常是一本书、一盏灯,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,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忽有所悟的欣喜,激励他一路坚持。

早在1938年,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《黄帝内经》,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,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,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,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。

此后,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,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,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,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。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,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。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,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。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,创建内经教研室。

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。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,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,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,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《内经讲义》,后来升级为中国统一内经教材,也为《中医学基础》和《中医基础理论》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。

研究中,王玉川发现,《内经》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,令人困惑。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,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,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,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。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,对《内经》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,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,解开河图洛书之谜。

“在这些老先生中,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。”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。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,不止当年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,今天读来,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,观点之新颖,论证之严密。要知道,研究阴阳、五行、气血这些基础理论,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,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。

承古而不泥于古,注重创新,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。比如,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,认为从《周易》的一分为二、二分为四,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,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,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。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“死板的规定”,是不符合实际的。

多年来,辨证论治被视为“中医特色”的重要标志,但是,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。首先,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“同方异治”的宝贵经验,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;其次,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,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,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。他认为,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,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“是一种现代迷信”,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。

王玉川常说,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,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,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,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。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,应采取审慎的态度,吸取合理内核,这体现了他“创新而不废古”的学术境界。

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,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,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,不再艰涩难懂,实用价值较高。同时他看到,在五行归类、生克、承侮、制化以外,譬如“五行互藏”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,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,教材也没有反映。事实上,被遗忘的“五行互藏”有重要意义,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《内经》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,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、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,都更为细致和全面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,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。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。他1993年主编的《运气探秘》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。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,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,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,阐发《素问》遗篇的学术价值。

“创新是硬道理,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。”王玉川认为,“有是证用是方”的原则是不对的。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“以方测证”,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,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,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。然而,现代研究告诉我们,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,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,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。所以,“以方测证”本身,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。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,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、有所前进,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。

治学做人

“看过他书批的人,都很震惊”

虽然时代久远,纸面泛黄,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,依然清晰而美好。他独立思考,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,生活中却淡泊低调,特立独行。“人家说我好也行,说我不好也罢,都一样!”

采访王玉川,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费尽各种周折。5月的一天,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。然而面对媒体,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,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。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,“看过他书批的人,都很震惊。”

墙边立着一排书柜,信步走过去,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。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,红色、蓝色间杂铅笔,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,内容是关于孙思邈《外台秘要》的方药体会。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,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,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,虽然时代久远,纸面泛黄,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。

翻下去,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,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,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。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,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。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,有个人思考,他很喜欢自制图表,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,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、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,新颖而独特,给人启发。

那本传说中,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、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《黄帝内经》已经找不到了,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。“别人借走了没还,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,哈哈哈!”显然他并不以为意,更不以为憾。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,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,“有什么用呢?没用!”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。

如今他眼睛花了,别说写字,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,但幸运的是,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。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,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、琢磨医案,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,下着旁人眼中的“笨功夫”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,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,在浮躁的今天,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。

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,不迷信权威。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,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:“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,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。不要做教材的奴隶,要做教材的主人,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。决不能像果戈里在《死魂灵》里描写的那位‘死读书、读书死’的彼得尔希加,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,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。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,自己思索,自己做主,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。”

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,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,屡获开创性突破,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,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,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,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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